在洋同事的眼里，陈约翰看上去和我长得很相像：黑色的头发，黄色的皮肤，有时也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然而，这大概是我们之间唯一的相像之处。我们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出生长大，然后彼此相遇。我无法与他再走一遍他走过的路，他也无法与我再走一遍我走过的路。于是，我们只能长久无奈地猜测着彼此的意图。在我的世界里，周末早上的一个懒觉远胜过一场无足轻重的高尔夫球赛。在他的词典里，他以为“大跃进”是一种剧烈的健身运动。有时，我无望地看着他，盘算着一辈子的时间到底够不够让我把金三元悠远绵长的历史向他解释清楚。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却完全可以不用语言来沟通。
比如那天，我手术之后第一次下床。不知为什么，我信步走进了病区的那个教堂。其实我并不相信上帝，但我却知道，只要我走进那扇门，世界便被关在了门外。我喜欢那种逃离世界的宁静。他也随着我走进了教堂。那时他只是我的医生，而我也只是他的病人。他陪着我坐了很久很久。他坐在那一隅，我坐在这一隅。我们遥遥相望，却感觉无比亲近。
再比如那天，那个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艾滋病童达吉雅娜，终于走完了本来应该是开头的结尾。陈约翰赶到时，她已经下葬。他蹲在她的墓前，手里捏着她留下的那顶小红帽子，久久不肯松开。